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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家过年,一路艰辛

腊月二十九的晚上,终于坐上了回家过年的火车。

第一次买到了“硬卧代座”的票,不太清楚什么意思,买到票后的几天还在琢磨,不知道是不是坐在卧铺车厢的临窗座位、看着别人睡一夜。

上车后发现卧铺上标着1、2、3、4,而票上是A、B、C、D,不知道该怎样对号入座,而中铺和上铺似乎没人。绝大多数人都挤着坐在下铺,等列车员来解释,有两位打工者模样的大叔大婶蹭、蹭就爬上了中铺。我和松树商量着赶紧去补票,免得晚了排不上号。

火车开动后,列车员过来了,开始招呼少部分已经躺在卧铺上的人,“要么去补票,要么下来”。接着,有人下来,有人去补票了。

走到两位大叔大婶这边的时候,一场辩论上演了。

大叔的回答是“凭什么让我下来,我的票上写着15,我躺在15,有什么问题吗?”

“你那是94元的硬卧代座,不是卧铺。”列车员说。

“我听不懂你说的什么,但我就是躺在15号。如果让我下去,就退我94元的票。”

“你94元的票只能坐,不能用卧具。”列车员说。

“那你把被子枕头拿走吧,我不用。”说着,大叔已经把被子枕头收起来了塞到了行李架上,对面铺上的大婶说了一句“真是的,这么晚了还吵,还让不让人睡觉?”

这时,坐在下铺的一个人问了一句:“为什么我们提前10天都买不到卧铺票,上车后却发现中铺上铺都是空的?”

列车员说,规定就是对外只卖硬卧代座,不卖卧铺。

再问他谁规定的,为什么这么规定,他回答不上来就气冲冲走了,临走撂下一句“跟你们这些人说不清楚。”

我想,这个问题找他的顶头上司可能也未必解释得清楚吧,或者说根本就是没法向乘客解释清楚的吧。

后来跟几位同行的人分析了一下,估计对外售票的收入和上车后补票的收入是归属不同单位的,补票的收入或许成为某些小集体的小金库,当然,这些只是揣测,未得证实。不过,很有可能是利益的纠结给乘客带来了不便。如果有关部门不希望乘客有这样的揣测,倒是非常希望能正式出来解释一下。

难道现在铁路部门的技术还不能计算出下铺当硬卧代座卖出后,即使中铺当作行李架,剩下还有多少卧铺可买吗?如果能够提前出售本应出售的车票,不是可以减轻很多人的焦虑感么?

自从离开老家来北京以来,尤其是毕业后不能再享受学校的订票优惠后,每一次回家和返京买票都像一次战役,即使排好几次队,也是倘能买到一张硬座票坐一夜回去就心满意足了,还有好几次都是从水木的二手车票版买的票。

不过,跟很多朋友交流发现,虽然每年大家都觉得买票特别难,但是最后基本上大多数人能通过各种途径买到票:二手票、票贩子的高价票、甚至开车前两小时出售的票……。

可见,也许客运总量是不少的,而可能是车票的出售方式出了问题,不是最有效率、最公平的,有些人能“弄到”好多张票,很多人却在焦虑地等待。改革的迫切性是不言而喻的。

那天晚上,最终我们补了卧铺,和很多传统教育体制下长大的人一样,不习惯违反规定,即使明明是非常不合理的规定。

相比两位一直躺在中铺的大叔大婶,我并没有觉得因为多出钱而心里不平衡。相反,心里暗暗佩服他们,敢于对抗不合理的规则。

这个改成硬卧代座的车厢,顶灯彻夜不眠,空调一直嗡嗡作响、吹出冷气,但我还是在“来之不易”的上铺沉沉睡去。

一觉醒来,天亮了,大年三十的清晨,沿路传来鞭炮声声。回家过年总是有无尽的吸引力,即使一路艰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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