腊月二十九的晚上，终于坐上了回家过年的火车。

第一次买到了“硬卧代座”的票，不太清楚什么意思，买到票后的几天还在琢磨，不知道是不是坐在卧铺车厢的临窗座位、看着别人睡一夜。

上车后发现卧铺上标着1、2、3、4，而票上是A、B、C、D，不知道该怎样对号入座，而中铺和上铺似乎没人。绝大多数人都挤着坐在下铺，等列车员来解释，有两位打工者模样的大叔大婶蹭、蹭就爬上了中铺。我和松树商量着赶紧去补票，免得晚了排不上号。

火车开动后，列车员过来了，开始招呼少部分已经躺在卧铺上的人，“要么去补票，要么下来”。接着，有人下来，有人去补票了。

走到两位大叔大婶这边的时候，一场辩论上演了。

大叔的回答是“凭什么让我下来，我的票上写着15，我躺在15，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“你那是94元的硬卧代座，不是卧铺。”列车员说。

“我听不懂你说的什么，但我就是躺在15号。如果让我下去，就退我94元的票。”

“你94元的票只能坐，不能用卧具。”列车员说。

“那你把被子枕头拿走吧，我不用。”说着，大叔已经把被子枕头收起来了塞到了行李架上，对面铺上的大婶说了一句“真是的，这么晚了还吵，还让不让人睡觉？”

这时，坐在下铺的一个人问了一句：“为什么我们提前10天都买不到卧铺票，上车后却发现中铺上铺都是空的？”

列车员说，规定就是对外只卖硬卧代座，不卖卧铺。

再问他谁规定的，为什么这么规定，他回答不上来就气冲冲走了，临走撂下一句“跟你们这些人说不清楚。”

我想，这个问题找他的顶头上司可能也未必解释得清楚吧，或者说根本就是没法向乘客解释清楚的吧。

后来跟几位同行的人分析了一下，估计对外售票的收入和上车后补票的收入是归属不同单位的，补票的收入或许成为某些小集体的小金库，当然，这些只是揣测，未得证实。不过，很有可能是利益的纠结给乘客带来了不便。如果有关部门不希望乘客有这样的揣测，倒是非常希望能正式出来解释一下。

难道现在铁路部门的技术还不能计算出下铺当硬卧代座卖出后，即使中铺当作行李架，剩下还有多少卧铺可买吗？如果能够提前出售本应出售的车票，不是可以减轻很多人的焦虑感么？

自从离开老家来北京以来，尤其是毕业后不能再享受学校的订票优惠后，每一次回家和返京买票都像一次战役，即使排好几次队，也是倘能买到一张硬座票坐一夜回去就心满意足了，还有好几次都是从水木的二手车票版买的票。

不过，跟很多朋友交流发现，虽然每年大家都觉得买票特别难，但是最后基本上大多数人能通过各种途径买到票：二手票、票贩子的高价票、甚至开车前两小时出售的票……。

可见，也许客运总量是不少的，而可能是车票的出售方式出了问题，不是最有效率、最公平的，有些人能“弄到”好多张票，很多人却在焦虑地等待。改革的迫切性是不言而喻的。

那天晚上，最终我们补了卧铺，和很多传统教育体制下长大的人一样，不习惯违反规定，即使明明是非常不合理的规定。

相比两位一直躺在中铺的大叔大婶，我并没有觉得因为多出钱而心里不平衡。相反，心里暗暗佩服他们，敢于对抗不合理的规则。

这个改成硬卧代座的车厢，顶灯彻夜不眠，空调一直嗡嗡作响、吹出冷气，但我还是在“来之不易”的上铺沉沉睡去。

一觉醒来，天亮了，大年三十的清晨，沿路传来鞭炮声声。回家过年总是有无尽的吸引力，即使一路艰辛。